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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农民梦想的收藏家(2) By 燕舞  

2010-06-10 19:14: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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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梦想,不仅仅是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

 “农民达?芬奇”,并非蔡国强第一次的处理农民题材。19996月参加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时,他提交的装置《威尼斯收租院》邀请1965年版《收租院》的作者之一龙绪理先生,由他带领几位年轻的雕塑家和当地雕塑系学生,现场展示《收租院》的雕塑过程。其后,荣获金狮奖的《威尼斯收租院》巡回至各地展出,“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这成为蔡国强的一个重要创作母题;他利用“文化现成物”的兴趣,也与日俱浓。

虽然“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的道义姿态让我颇有好感,但我一度还是担心:蔡国强仅仅是利用自己作为大牌国际艺术家的身份,强行赋予那些农民发明物以所谓艺术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赋予过程中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

但仔细阅读《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和同名画册后,那一个个智慧、生动、坚韧、勤勉的作为个体的农民发明家的精神魅力确实打动了我,我甚至觉得关注他们对改写和丰富当代中国农民形象的作用,比单纯关注蔡国强更有价值。 

传统农民多被妖魔化为愚昧、落后,但这9位农民发明家中有5位是发明飞机,1位发明飞碟,1位做机器人,2位做潜水艇。其中,发明飞机的农民最多,他们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不超过小学,但他们对常人视为高科技结晶的飞机的本质认识充满着“大道至简”的朴拙: 

读完初一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的熊天华,“童年的时代就对蜻蜓、燕子很好奇”、“一出去看到有风,就会张开两只手”。对蓝天的这种朴素向往激励着这位青年农民,多次研制和试飞,让他“现在感觉飞机就像大风筝那样”。与熊天华同为1975年生人的徐斌,痴迷于研制旋翼机也是因为“小时候喜欢鸟”。 

而在江西老农吴书仔眼里,“直升飞机只是一个能飞的凳子”(这个概括的经典程度不亚于农民企业家李书福对汽车的理解)。当蔡国强问他为什么不做实用一点的抽水机而非要做飞机时,他的回答更让人叫绝但又不无道理:“做飞机更简单”,“用木头不能做抽水机,用木头做飞机有用。” 

正是这样原始而粗粝的探索精神,让这些农民发明家飞上蓝天的梦想一点点变成现实。这种被祛魅的“科学”,没有理由被嘲笑,因为科学的产生本来就和世俗生活的需要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蔡国强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是朋友,他认为这种“科学家里面的科学家”往往面临一个尴尬:“慢慢都变成国家项目的工程师了,他没有早期开拓美好未来、寻找未知世界的那样一个冲动,他就是等待项目的安排。” 

农民发明家的发明物在实现产业化之前的这种朴拙让蔡国强心仪,并被他以艺术的名义珍藏、呈现。而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民科研”也逐渐引起国家层面的科学体制的关注甚至接纳。 

通州农民吴玉禄的机器人在石家庄还“和神州7号同台展示”:“不管哪个国家的机器人,都不是农民做的。包括日本我也了解,本田、索尼他们机器人做得非常好,但绝对不是农民像我似地做,他们都是一个大的公司、大的团队,人家投入非常多。” 

200511月,发明飞碟的农民杜文达一度还受到国防科工委洽谈合作的邀请。虽然因故错失这次机会,但杜文达现正在上海与前任新加坡商会会长合作研发一种新型电车,“那里面的技术有11个专利都是我的。” 

蔡国强和这些农民发明家一见如故,也许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蔡国强多次强调不能让这个展览沦为一个农产品展销会,但又不能过于突出自己。他在展厅内布置了50多只风筝(这种道具,他在200311月的埃及小镇锡瓦也用过),让它们被风扇吹拂,而且在每只风筝上打上投影,讲述每位农民发明家的故事。这种创意和对分寸感的掌控,正体现了蔡国强作为策展人的核心价值。 

“他们(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所凝结的是个人的能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但这又是一种‘返回’,是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状态回到了农民变成工匠的那个工业化最初的历史的状态之中。”在文化批评家张颐武看来,蔡国强的作品,无论是焰火还是“现成品”:都有一种强烈的梦想的气质,他的“反重力”的脱离文化和历史限制的愿望一直是他的梦想的关键。 

而在我看来,对蔡国强的最高褒奖莫过于青年农民陶相礼的一番评价:“虽然行业不一样,你做这个比赵本山还厉害”,“最起码我感觉你能把我们这些疯子集中在一起很厉害,我们是科技,赵本山是给别人带来一种开心,这是没办法媲美的。总体来说,当你科技发展了,你经济、农民收入、国家纳税,很多很多行业,包括我们国家富强都有了。不能穷开心吧,开心只是一种取乐,取完乐之后,怎么办?你不还是穷吗。当你真正科技发达了,我们说了算,因为我们有能力。” 

   这,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农民的识见!

 作为家庭一员的“农民” 

蔡国强被农民发明家们朴素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感动,我却常常被他作为儿子、孙子等凡夫俗子的忧伤、悔恨而感动。 

寻访途中,蔡国强311又回到了故乡泉州。由他邀请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泉州当代美术馆正在筹建中,“用的是书院的概念,他将会请各国著名的艺术家来泉州做展览,并做一周的工作坊。”可以想象,在筹建中,当地官方应该会提供各种便利,毕竟蔡国强早已成为这座东南小城的一张世界名片。 

返乡当晚,蔡国强在泉州饭店设宴,款待自己家和妻子家以及弟弟国盛家的亲戚和下乡团队的成员,前泉州市文化局局长陈日升作为他的好友也受邀参加。蔡国强弥补的是春节没能回泉州的遗憾。四大桌济济一堂时,宴会厅的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的是CCTV“华人世界”栏目录制的蔡国强的专题片。 

蔡国强次日携随队记者王寅游览泉州老城的西街时,“不时有人上前向他求取签名和合影”,“还有市民大声向蔡国强呼吁,希望能够早日改造动迁,因为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太过陈旧了。” 

所有这些热闹和风光,似乎都证明,蔡国强这些年每一次回到泉州都是“衣锦还乡”。取得世俗成功后的中国农民,往往会通过物质馈赠来表达感恩,“蔡国强送给每位亲戚在台湾展览的彩虹徽章和其他纪念品。” 

但我想,95岁高龄的奶奶和因脑溢血而卧床四年不起的父亲,才是泉州之于蔡国强最重要的牵挂。所以,“蔡国强俯下身和父亲大声说着家乡话,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做的展览,以及下乡寻访的事情,并向看护父亲的护工询问病情”;所以,“吃饭时,蔡国强坐在95岁的奶奶身边。” 

“我其实回来一次就少一次,见到老人一次就少一次,但是也没办法经常回来。”蔡国强认为“自己实在不是孝子”。父亲的病一直是他的心病,“由于奶奶年事已高,蔡国强隐瞒了父亲的病情,一直说父亲在福州治病。”可以猜想,在亲朋满座的晚宴上,奶奶肯定也会纳闷(如果老人足够清醒),自己儿子的病怎么治了两三年都不见好转呢。 

这个善意的谎言就这样在蔡家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就是中国式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蔡国强探望重病在床的父亲时只能“经常拿一些钱出来做一些安慰”,4岁的小女儿一次向老师告假时都知道说“爷爷快死了,我要回去,不能上课了”……你不得不感叹,在生老病死面前,所有人都残酷地平等着。 

父亲久治不愈带给蔡国强的哀伤,我不曾经历,但能将心比心,包括他辗转世界各地时最怕深夜接到电话的那种恐惧——那种梦魇般的铃声,随时宣告的可能就是,我们将不再能承受父辈或祖辈的现世庇护。这,是一个哪怕再强大的男人都害怕都不愿接受的。 

蔡国强对生活庸常、琐碎一面的体察也让我备感亲切,“其实国盛比我辛苦,一直照看着这些老人,最难的是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天天在一起,而且要照顾他们的情绪,我来的时间短,他们都压制着正常的不满”,“真正难的是国盛他们,谁做这些事情都不好做。比如说去农村,我们去了一次就走,国盛要去很多次,现在我们走了以后,他还要去跟人家包装,有的人还会再讲价钱。” 

正是基于对亲情和爱情重要性的认识,蔡国强在寻访时往往会问到农民发明家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妻子的状况。而对方或羞涩或温馨或豪爽的回答,都证明,如果允许在自己的发明物上刻上答谢词,他们可能会写上自己爱人的名字;成功了的农民发明家之所以成功,大多都离不开家人的强有力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在最初可能表现为善意的阻拦。 

老伴儿担心1941年生人的曹正书的安危,暗中劝阻蔡国强一行:“千万别替他买功率大的发动机!老头子喜欢做飞机,玩玩可以,但要是真飞起来,就会玩出人命的!” 

阜阳青年陶相礼租住在北京的小房子里,经过女友精心收拾后倒也温馨,陶相礼用他的“大男子主义”来表达他对女友默默支持的谢意:“我在家从来不做饭,不洗碗,不洗衣服,很懒,她做东西,我看电视。”蔡国强则鼓励他:“你这个床很好,重要的是床好,不是房间要好,是床要好。” 

吴玉禄的妻子则在他创业之初“跑一半,又拐回来了”,这位现在小有名气的通州农民对妻子有着他理解的回报:“王府井步行街找我,让我去那表演,包括我爱人也是借我的光一起。” 

而与曹正书同龄的李玉明“一天就10块钱买菜,2块钱一盒的烟我都抽不起,钱都搞了潜艇”,他每天制作潜艇前都要安顿好中风十余年的妻子。蔡国强来到李家时特意带了红包和香烟,李玉明的妻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蔡国强对李玉明的不易有了格外的敬意:“看到他的情况,其实很伤心。我真的可以在那边待几个小时,但是他要一辈子待在那儿。他的生活很苦,还在做这些事情,很不可思议。” 

老农吴书仔的第一架飞机,曾被妻子生前拆掉当柴火烧,“为了不让他花掉贫困家中剩余的钱。”所以,在受邀乘飞机参加“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览时,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诉了亡妻:“对她的相片(遗照)说了。” 

而衢州青年徐斌驾驶的旋翼机终于成功起飞后,第一次鼓足勇气来到现场观摩的太太“也是一直忍耐,但还是哭了”。蔡国强完全能理解徐斌此前为什么不让妻子来现场看自己试飞:“很多东方的男人总是在老婆、情人面前装作不在乎,但其实他很在乎,心里深深埋着对妻子、对子女的爱和思念,但不是很多传达的。” 

我也知道,随着“蔡国强:农民达?芬奇”725闭幕,那些换上簇新衣服来到外滩美术馆的农民发明家们,又要回到各自平淡而寂寞的生活中去,又要为购买材料的钱发愁,又要为寻找合适的场地或航道操心,又要为村民的歧视而纠结。但,这就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生活,所幸,他们有家人,还有那带着泥土气息的梦想。 

(文中引文部分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文尾所述书目) 

文中述及书目: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杨照、李维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月)

《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王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月)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蔡国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月)

《张洹工作室:艺术与劳动》(巫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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