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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缺位与被高估的国学  

2010-05-26 14:2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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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国学热

By 来新夏(著名作家、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迷迷糊糊忽然感觉国学热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大赞成现在的国学热。因为到现在,我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国学。我自己的感觉,国学就是“经、史、子、集”之学,因为我觉得“经、史、子、集”把中国的传统学问几乎已经包括了。

    《文化的江山》是刘刚、李冬君这对学术伉俪共同的产物。读完这本书,能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过去读二十四史的时候,觉得中国的历史非常血腥,就像鲁迅说的,砍砍杀杀。这本书读完以后,我只得到一个字:美!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题,都是一种美的赞歌:稷下争鸣是美的,宋代的讲学也是美的,而且把知识分子向往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完全贯彻到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应该寻找哪些东西。这本书里面,甚至连死也是很美的,他们把很多人的死写得很美,如屈原之死。

对于那些建功立业的人,作者也称之为美。当时汉朝跟匈奴战争,很激烈、也很惨痛,但是作者写了郑吉和日逐王,当写到日逐王归汉的时候,描绘的那片美景,简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在他们笔下,郑吉是一个江南的美少年。

整本书是诗化的,念起来很讲究,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调的协韵上很讲究。他用诗的语言把中国的历史从个体、个性出发,以美的观念加以贯穿,把中国历史写成一篇灿烂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所以就切题《文化的江山》。全书相对我们以前的史书写法别有新意。

东方文化救不了世界

By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讲国学,首先我想问,什么是国学?国学仅仅是现代人的一种认识。我统计了一下,现在的国学大概有七八种之说。这些说法究竟是不是国学?国学往小说就是六艺之学,往大说,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了56个民族的古今之学。我也不知道现在提倡国学究竟是提倡哪一点,好像比较多的看法都是以儒家为核心。

如果说以儒家为核心作为国学,我是断断不能同意的,因为道、儒、法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可以放在国学里面。国学这个概念本身游移不定,而且越大越不好掌握,最后变成国学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不大赞成把国学作为一个制度化。你怎么能把国学作为一种学制?究竟可以怎么做?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前言里说了:国学,以前没有这个词,以后也不能成立。你看,现在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一个人,认为“国学”这个词不能成立。我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争论下去。但现在大家搞国学,我不太同意,因为我认为对它的估价过高,和中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那么,现在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认为应该是两个或四个字:公民或公民观念。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走向公民化、公民文化,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国古代没有的。包括许多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们表现出了个人情性的开放,但是他们也没有进入公民文化,包括我们最杰出、最有个性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没有对公民概念的理解。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怎么从儒学、国学当中寻求资源,一定要把儒学、国学作为当代意识来倡导?现在总是强调中国太强大了,大到不仅可以救中国,也可以开始救世界了,有人讲东方文化美得不得了,世界文化坏得不得了,然后要用东方文化去救世界,现在这几乎变成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我不赞成。

中国要真正建成一个公民文化,还要下很大很大的力量,公民文化的成长和培养还任重道远。

    究竟要不要从古代寻求资源?我不认为不可以,本书作者他们就是在寻求资源,也出现了很多写得很美的文字,这样做并没有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被我们作为养料、养分充分来吸收的。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是这样阐发传统,而是过分强调了整体性,认为传统的就适合于现代,适合于当代,而且只要这么开发,我们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公民化,但我认为做不到,不可能!

现在的公民文化从何而来?首先要总结我们的经验,但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你们自己创造,自己奋斗,自己构筑,不然的话,靠灌输的东西是很难实现的。公民文化一定是从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各国都不是从上而下灌输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公民文化会逐渐成长、发展,形成。至于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还在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可能需要多元性,来源可能是多元的,选择也可能是多元的。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学校提出一个建议,我说现在政治课需要改造,我说我要开一个公民文化课,当时的校长批了我一顿,说刘泽华,你怎么发疯了,你我现在都是公民。我说,错了,你我都不够公民资格,没有公民意识。我们没有维护公民的这套东西,公民的这套东西我们做不到,至少我不是,我基本上是一个臣民,是一个紧跟的人。

我们很少有公民意识,但这些年在发展,我感到很高兴。

公民性就是对奴性的颠覆

By单少杰 (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刚才来先生讲什么叫国学,经史子集。按照这一说法,估计司马迁就是史部的中国,你们写的是集部的中国,还有一个经部的中国,就是董仲舒的中国。我们现在一般都喜欢讲经,喜欢讲中国的正面价值。但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背离,中国人最强调的东西恰恰是最匮乏的。孔夫子为什么最强调仁,因为当时最缺乏仁;中国为什么最喜欢讲和,因为中国人最爱斗;中国人最爱讲爱国主义的时候,就是出汉奸最多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背离,就是说经部中国和史部中国的背离。

中国的史部,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因为它包含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司马迁既有褒贬,也有事实陈述。在中国,称之为史学大家的人,一定也是文章大家。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史学大家?不好说,但按照古代标准来说,好像没有,因为最好的史学大家也是文章大家。

我们对我们历史的正面性是需要勇气的。

看我们的历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很美,但也有丑的东西,特别是宋,是最讲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聪明的,经学、史学、文学都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除了纸以外都出现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纸——宣纸也是宋朝的。可是宋朝是最羸弱的朝代,轮番挨揍,北方的少数民族,先是挨契丹人、女真人揍,后来党项族侧击,最后被蒙古人一脚踢翻。从宋以后,除了明,800年间,中国人做了二又三分之一次亡国奴。所以讲公民性,要先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奴性还没有解决。公民性很重要的就是对奴性的倾覆。

我们都喜欢讲自己的祖国是母亲,但是它是有变化的。我们喜欢讲我们的文化渊源流长,有两个方面,一是寿,但寿则多辱。我们有最灿烂的东西,也有最耻辱的东西。假如说先秦,我们的母亲像是青春灵动的少女,汉朝则是风情万种的少妇,最漂亮;宋朝是王熙凤,内战内行,聪明透顶;元朝母亲则是慰安妇,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到明朝,我们回来了,当了大奶奶。

这个历史很长,中国历史太成熟,成熟就油滑。

我很佩服鲁迅先生,他看很多东西很准,他讲中国人聪明人太多,就是圆滑。

明朝,是汉族标准的朝代。到了清朝,满清就是征服王朝。所以,我们的国民性里有很强的奴性,我们梳的猪尾巴辫子,穿的是奇装异服,孔子说,华服是祖宗的。可见这个民族本身有很强的奴性。

所以,我们走向公民性之前,可能还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读到本书里写宋的时候,我感触良多。宋书院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独立于朝廷。西方有一个大学独立于政府的传统,我们中国也有,书院独立于朝廷的传统。

我们动不动说中国古代专制,但在过去,权威是分流的,精神权威是孔夫子,政治权威是在朝皇帝。士大夫们心里很清楚,在朝廷拜皇帝,到孔庙拜孔子。皇帝可以乱拍惊堂木,但他到了孔庙也拜孔子,皇帝不会说自己既是伟大导师又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是分开的。

中国历史就这点好,把风险分割了。所以过去,政治系统再黑暗,它的精神系统是比较干净的,它的血糖是比较干净的,像船一样的,有分割舱,破了一个,还有一个,把风险分担了。

宋朝书院是相对独立的,没有皇帝安排的政治工作者。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赵匡胤哲学思想、赵匡胤的政治思想、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等等。

什么样的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

By雷颐(中国社科院近研所研究员

    我写文章,搞历史的,注重考据,我知道最近的国学热是在90年代初期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那时候要寻找一个精神支柱,渡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春夏之交思想的混乱,想要找到一个价值体。最明显的标志是19938月几号《人民日报》一个整版,《燕园涌动国学潮》,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又发表文章:《久违了,国学》。

我想,如果没有背后强烈的支持,国学不会热到这个程度。这是有其背景和目的的。

我写过文章,讲慈禧是怎么利用传统、否定传统的;在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否定。那篇文章实际上想说,当我们看到弘扬传统的时候,要想到是什么人在弘扬传统,什么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弘扬传统的背后要做什么?

国学热热到现在,有的机构列出的国学,把民国史、共产党史、国民党史都列入其中,好像只要跟中国有关的学问都是国学了。我不知道这种国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学历史的对此应该警惕。

在《文化的江山》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文化中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并需要解决一个归宿问题。作者不以王朝中国为自己的归宿,我很赞同,不以王朝、政权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

书中有很多地方很精彩,正如前面介绍的,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很流畅,很有思想的火花。

但是,作者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里面还潜藏着风险和危险。比如把战争美学化、诗意化、浪漫化,这个很可怕,很多强权政治搞宣传,号召年轻人参战,都是把一种残酷美学化,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笔部队;德国法西斯希姆莱说过,我为什么选择冲锋队,因为它的服装最美,最威风。

另外,诗化哲学隐喻的东西很多,读者可能会误读。

    再说到宋代书院。讲道统和正统,书院是代表道统的独立。但中国的书院在宋代,也是强化道统、强调意识形态单一的一个机制,你不能完全把它美化了,用它寄托我们的想像,认为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体现。书院作为道统的独立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它作为思想自由的美的想像来加以美化,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我觉得,对于诗化历史、历史美学化,应该抱有一种警惕。

中国,神奇但不神圣

By熊培云(青年学者

刘泽华先生谈到了国学的问题。我实际上对先秦很多哲学非常不熟,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也在研究国学。我研究的国学是一个名词,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的什么。国家的学问是非常糟糕的,刘先生说,国学实际上变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如果什么都能够装也无所谓,但是,事实上它是选择性地装,是90年代作为意识形态替补的一个东西慢慢被激发出来的。

现在的国学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东西,而是有选择性的,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来先生说在《文化的江山》里发现了美,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这种美是我们期待的。人类以前的文明史、历史,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说,我们看人类过往的时候,总是看到在江河上,看到流着血,尸体漂浮,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在河的两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恋爱,有人在生儿育女,有人在谱写诗歌,甚至创造雕塑。

我觉得《文化的江山》,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家一直期待、更需要有的东西,也是一种历史观的补充。

    雷颐老师说,是不是我们要警惕诗化历史呢?其实不用担心,来先生补充得非常好,他们不是对现实的美化,而是对历史叙事的补充,不是说过去有多好。的的确确,我们忽略了我们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批判王权,但也看到社会在百折不挠地一直在创造美好的东西,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觉得《文化的江山》就是完成了这项工作。

    单少杰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背离,我也有这种感觉。的确,这个社会特别需要什么的时候,大家就来疾呼。我想到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看中国的官员,就好像在读卢梭的《忏悔录》,里面总是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这也是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一种背离。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

另外插一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印度是一篇神圣的土地,我立刻想到,印度出现了很多人,如甘地、特雷撒修女、泰戈尔等。而中国在转型期,总是发生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事,我想中国是片神奇的土地,印度是片神圣的土地。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国王的纸都是圣旨,怎么就没有把国家搞得神圣一点呢?最高的东西我们没够着,最低的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底线,我们的社会没有底线,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我希望在座的可以回答,我们为什么没有变成一片神圣的土地?

余秋雨不如孔乙己

By十年砍柴(青年学者

30多岁。我想起小时候在湖南农村生活,那个时代社会控制得特别严,会看到很多残酷的东西,对人性的控制,对人性善良的戕害。但是,也会发现一丝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家族在一起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美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农村,是农民原则和理法原则的混合,兄弟间会因为养父母而打架,这是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一种形态,但是你会发现,也会有彬彬有礼、孝顺父母、兄弟之间很好的现象。所以我理解,可能两位作者希望历史就是这样,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雷颐老师说的话我非常赞同,中国确实有很多美,但是不便过于强调,或者做过高的评价。前不久,我写了篇文章骂余秋雨,他给钟山风景区写的那个碑文,是现在庙堂书的一种符号,他写出来的东西,一百年前的孔乙己写得都比他好。所以,基本的东西都不过关,还谈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传统的东西估计得过高。

历史写作和研究都变成了生计

By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们知道,从历史一开始,巫史不分家,史官集团是统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负责把上天的语言翻译给人间,翻译给臣民。

    到了司马迁,承接百家争鸣,奋力一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控制,为我们的历史观开拓了一定的空间。但后来,历史学家成了御用的文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家被纳入体制之内。大家对历史选择了沉默,对现实选择了回避,可以说,我们学术变得越来越庸俗化、琐碎化了,写作历史和研究历史完全成了生计。刘刚和李冬君告诉我们,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读,这是从学术方面的启发。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思想上的意义。这点大家谈得比较少一点,我们知道,历史观一直是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有时候我想,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学者、那么多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都选择了妥协,这不是人格的问题,而是很大程度说,是在官方确定的历史观面前无话可说了,在“真理”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想,对这种历史观的解构,就是对它合法性的解构,就是对思想解放的打通。我们现在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前提就是要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思想资源,我们现在都关注外部,从国外来的传统,自由的、民主的传统,但刘刚和李冬君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反省来重新确立自我,确立自己的个体、主体意识。

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向度,而这个向度,我想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了。

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历史是在对过去的抗争中呈现出来,是在自我的确认中,被建构出来的,民族自我的真正觉醒必须以个体自我的觉醒为前提,所以历史意识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确立的一个途径。

寻找历史的微光

By刘刚(自由写作者,《文化的江山》作者

前面我说了,这本书从师承上,是从来先生、刘先生那儿来的。从几个基本观点上来说,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出发点,但是想得不是很完整,所以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我采取一种诗兴的写法写了出来,常常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基本的出发点还是有,当时我有两个考虑,第一,雷颐老师说到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的问题,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划分。但是我想到国体问题,中国有没有国体?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我怀疑的。如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或者近代意义上的国体的话,我落笔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国家形态,作为一个国史来写。我不认为王朝史是国史,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我肯定不能从王朝史观往下写。

    那么,如果不贴着这个往下写,怎么写?一路写下来后我才总结出来,这是另外一个中国的事,好像跟刘先生讲的中国不相干。那个中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是的,但那个中国掩盖和扼杀了很多东西,它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中国,是一个王朝史观里的中国。

   第二个基本点,是追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鲁迅、陈寅恪,他们两个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根本点是一致的。

我们的王朝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极其丑恶,如果这种文化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我们这些美好的人物从哪里来?像鲁迅、陈寅恪、刘先生、来先生这样的人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王权主义里出来的吗?显然不能把他们归类到那里面,那样我们就在王朝主义里就走不出来了,就永远生活在王朝中国里了。

他们的文化资源不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是恰恰相反。一味的西化,使很多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在西方的观念面前。

而在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哪里来?一是从天性中来,这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是扼杀不了的,不管王权再怎么大一统,再怎么黑暗,也扼杀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某种历史的传承。这也有自我选择在里面。

即使过去那个王朝中国再怎么铺天盖地,再怎么构造了一个主流控制,哪怕我这个只是星星点点,是要熄灭的微光,我想我写历史,也绝对不写铺天盖地的基本面、主流面,我就写那个微光,那个才是天命之光,那才是历史。王朝的历史,放在现代化的立场来看,该结束了。我们要写人性深处的东西。

一个文明坚持几千年不倒,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星星之火在燃烧。我这本书就是把这些火花全部集中起来,好像形成一个火炬,到处都是星星之火,使得黑暗都没有了。我就是要点燃这把火。

这本书别的价值不论,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我都很高兴,也很欣慰,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民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江湖之中、山林之中,还是有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有王权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不相信,一种文明体系,人们要活过来,不独立、不自由,怎么活?

(本文内容依据在“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座谈会暨《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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