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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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最大功劳，不是对于人事纠葛的喋喋不休，而是普及关于明朝制度的知识，从科举到官制。朱元璋为限制官僚机器的权利扩张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制衡机制密如凝脂，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明朝政治何以仍然腐败如此？

今天大家终于明白：一切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的制度安排，都是这个结果。直到现代政体出现，这个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

明朝统治者中的少数精英，也深知改革之必要，甚至取得过重大成果——比如被作者称之为明朝最伟大政治家的张居正——但最终人亡政息。不管明帝国实行多么严厉的孤立政策，但它的经济活动已经在无意之中，纳入一个全球体系。张居正的税制改革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量来自新大陆。当荷兰、英国派出游击舰只，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队，加之西班牙着手打击其美洲殖民地到亚洲的白银走私，中国银价立刻上升，人民的税收负担（法定以白银为缴纳手段），也随之变得不堪忍受。

作者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时调整笔锋所向。由于明朝很多事儿发生在全球背景下，他在叙述当中作出了相应努力。郑和舰队为他提供了理想的故事平台。

但同样，这里充斥着抒情和感慨，而不是着力于那七次伟大远航，对于一个新生帝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成本。毕竟当时的明帝国，正面临这向北迁都、应对蒙古残余势力威胁、疏凿运河等重大任务。

据马欢（船队翻译官之一）的《瀛涯胜览》记载，郑和船队单宝船便有63只，中等以下舰船不算。所谓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排水量至少5千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质船只。我见过一组数据，关于英国建造于18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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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被中国作协招去开青创会。一位中宣部官员莅临讲演，号召与会代表认真学习各种文件、思想。坐在我后排不远处，是一个公务员背景的小说家。台上领导讲演，他在下面给一个文友即时解读。领导说，非常希望和大家广交朋友，但本人愚钝，拙于交际，等等。公务员作家当即翻译，这是要求诸位主动上门，云云。

那位深谙官场文化的老兄，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但据说也因此提早致仕。从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一种传统在复活。中国历代历朝的文学家，除了李贺、曹雪芹，你能数出几个没干过公务员的？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诗酒酬唱，当下作者的散文叙事写作，需要面对广大的市场。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官场现形记》那类传统。

那位作家私下流露心曲，说那个体制非常人所能屈就。且举一例，为获领导青眼，你在积极工作之余，还要偶尔犯些无足轻重的小过失，让上司有机会批评斥责一番，这样才能成为领导信任的人。当时我相信，那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定会有人书写记载。后来寓居国外，和国内的文学生活基本绝缘，直到去年在慕尼黑一个文学节上，有个从事翻译工作的北京朋友，向我推荐《明朝那些事儿》（以下简称《明朝》）。

回到纽约，专门跑了一回唐人街的公共图书馆借了一套，利用一个周末全部看完。这般如饥似渴，原因只有一个：我没读过《明史》，于是心里总在问那个“后来呢”。本人作为非专业读者，发现此书的长处之一，就是引发读者对于那段历史的兴趣。我有从半截开始看书的恶习。当时刚好翻到武宗一节。那是个动作性较强的人物——豹房啊，还有后来那些北征、南巡——简直就是一个亚洲版尼禄。作者的描述，又很有些电子游戏的视效。强调一句，我没跳读，前前后后每页全看了。

拆下肋骨当火把，说的是顾准。

一次与朋友聊天聊到读书，她不解地说，在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编者注）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中，顾准的书竟然仅次于《史记》和《资治通鉴》，位居第三！

寂寞身前身后名，也许顾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著述今天已经风靡大学校园：《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画传》。

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我独爱《顾准日记》：独语式的文字道出一个个可辨识的名字、可统计的具体数据，这些文字与数据刺破了谎言和避讳。尤记得大二时在图书馆逐一翻阅有关顾准读物的情景，唯独读罢《顾准日记》，声声叹息！

这本日记本来是不为出版而写的私人记录，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按照时间序列串构起来。它有别于顾准其它未成系统的读书笔记和零散的学术著作：日记以“点滴记录”的叙事笔法，频频暗示着自我忏悔及对现实的逼问。集纳而成的文本，延伸出一个弥漫着悲凉与压抑、充斥着愚蠢与疯狂的年代。

由此，我们会想到五百年来谁著史？这真是一个问题。呈现于“宏大叙事”下的历史，往往冰冷；而散碎在“私人记录”里的史料细节，常会震撼人心。我们必须感谢那些用事实证据还原历史的人，他们留下的文字，乃是时代的佐证。

书的第一部分《商城日记》，文字承载沉重如铅。偶然往返于南北，途经河南信阳火车站，我定会收回思绪追思冥想它曾经的苦难：

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我要恢复我的精力，节用我回京的时间。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2010年2月，一本名为《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下简称《天才》）的书出版。在没有营销和宣传的情况下，这本书在读者中迅速传播，北京的店面与网上书店一度断货，催促出版社不断加印。这本以对话形式展开的精神病人访谈手记让很多读者读后深感震惊，“我们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作者高铭用四年时间采访了20多位精神病人，漫长的采访和沟通最后浓缩成了这本25万字的书。高铭坦诚地警告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过于沉迷。

高铭的朋友曾和他开玩笑，等你死了，我们就一起攒钱给你立个墓碑，墓志铭这么写：此人死于话唠！

高铭阅读面广，嘴皮子溜。和朋友吃顿三、四个小时的饭，最后大家能记起的，只有他一个人的高谈阔论。好在说者满足，听者也大都乐在其中。朋友对高铭的评价是：会分析，什么事情到他那儿，经他一分析，大家都懂了，虽然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结论。因为在高铭眼里，这世界的许多存在本身就是无解的。

在《天才》里，高铭也把自己作为“病例”之一，和他的心理医生有一篇对话。他的心理医生分析他有四重人格。

果真如此的话，坐在我们面前的高铭，应该是他四重人格中那个能说会道的“发言人”。他健谈、开朗、逻辑强大，但并不咄咄逼人一定要说服对方，简直就是一个健康、茁壮的阳光青年。这样的形象，不仅跟他记录下的那些极端的、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精神病人反差极大，也跟书中呈现的作者形象——沉静、善于倾听、充满耐心和韧劲——对比强烈。

孤独、质疑、本质……这些是高铭谈话时反复出现的词，而且这几个词在他那里被放大了几百倍，“无敌的好奇”让他“从根本上质疑这个世界”。

高

读涉及农民的近代史料，让我感到震动的，不是他们的反抗或者爱国这些传统史学上的传统美德，而是他们强固的好奇心。

当洋鬼子撞开中国大门进来的时候，农民并没有为中国军队箪食壶浆，或者跟在后面抬担架，他们能躲就躲，躲一阵，看看没事了，就出来。比较而言，当时的百姓对于官兵要更害怕些。民谣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的没有纪律，随意抢劫，比起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倒那时候的洋鬼子，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纪律尚可。

农民对这些从来没见过的洋人，第一个冲动，就是好奇，从洋人的皮肤、头发到服装，他们都感到新奇，胆子大的，还过来摸摸洋人军服上成排的扣子。令洋鬼子特别惊讶的是，这些农民居然能够判断出他们地位的高低，首先对高位者让座。

鸦片战争时期的官方档案告诉我们，令官府感到气愤的是，在战争期间，经常有大批的农民，跟着侵略者的队伍活动，“满地汉奸”。其实，这些人不是汉奸，他们只是在围着洋人看热闹——挡不住的好奇。当然，还有些人在忙着跟洋人做生意。无论在舟山水域还是在镇江的江面上，都会有农民爬上洋人高高的军舰，把卤蛋什么的卖给洋鬼子。

当中国的大门开了。洋鬼子的玩意进入中国的时候，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落后保守的中国农民对西方事物一定会排拒。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正好相反。

洋人的轮船在中国开始营运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都来乘坐，挤在统舱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但是他们兴高采烈，因为终于坐上洋火轮了。农民的热情，导致轮船公司的生意都特别好。中国的洋务官员看了眼红，自己也办一个轮船招商局，别的洋务企业由于官僚化经营，大多亏损，但是招商局却挣钱。

有那么一段时间，读时评从我固定的饭后节目单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不知道是时事总也摆脱不了房事仆告战争丑闻，还是因为有趣的作家越来越稀有，总之，我已对大爱牺牲之类的陈词滥调厌烦了。媒体，这条在滔滔白浪里翻滚的船只，我想退票下船。

就在此时，她出现了。

准确地说，她没有阻止我下船，只是在一个中途的港口，引渡我随她登上了另一条船。奇妙的是，她并没有查验我的身份。她只对我做了“安静”的手势，我看了船身侧面的名字——刘瑜。

从某种程度看来，刘瑜谨小不慎微、细密却不小气的文字击碎了我积攒的一堆固执。身为一个女博士，她没假惺惺地抛给我以学问为名义的一堆砖头，而是用女性在谈论政治时少有的风趣引出了事实背后的一串湖面涟漪，迫使我在汹涌的都市人潮中停下来，盯着自己的鞋子。

偶像剧里曾说，人要选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它能带领你迈入美好生活的殿堂。长大了我不再看偶像剧，对这句话也是将信将疑，实际上人长大之后会发现自己很难再相信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刘瑜的文章会有亲切感，她用了各种修辞和举证，收集了这个表面化的世界值得嘲笑的罪证，引诱你跟随她做一个潇洒的偷渡客，更可况，她还是个美女。

《民主的细节》在2009年底媒体社科类图书评选中风光无限。我对媒体的评价倒不是那么看中，一本书好或不好，还是要自己去读去判断。如果时间紧凑，翻几页目录，便可知一二。而我手中的这本《民主的细节》，后面赫然写着“第15版”！要知道，这不是杜拉拉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升职记，而是一本谈论民主的时评集。

幽默的写生，这是刘老师谈论“肮脏的政治”或是“美式自由”抑或

蔡国强：我一开始就在收集材料，后来慢慢形成了这个议题，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研究农民，我是更关心自己感动的，在农民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梦想；我对造型的兴趣——他们做的有些东西让我看到后，都觉得像我自己做的或做不到的东西，很感动；也看到我对事情的执着，看到了自己在这片大地上、在对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共通的。 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其实自己还是自己，从农民身上也可以看到我自己追求寂寞的心境。

所有这些热闹和风光，似乎都证明，蔡国强这些年每一次回到泉州都是“衣锦还乡”。取得世俗成功后的中国农民，往往会通过物质馈赠来表达感恩，“蔡国强送给每位亲戚在台湾展览的彩虹徽章和其他纪念品。” 但我想，95岁高龄的奶奶和因脑溢血而卧床四年不起的父亲，才是泉州之于蔡国强最重要的牵挂。所以，“蔡国强俯下身和父亲大声说着家乡话，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做的展览，以及下乡寻访的事情，并向看护父亲的护工询问病情”；所以，“吃饭时，蔡国强坐在95岁的奶奶身边。” “我其实回来一次就少一次，见到老人一次就少一次，但是也没办法经常回来。”蔡国强认为“自己实在不是孝子”。父亲的病一直是他的心病，“由于奶奶年事已高，蔡国强隐瞒了父亲的病情，一直说父亲在福州治病。”可以猜想，在亲朋满座的晚宴上，奶奶肯定也会纳闷（如果老人足够清醒），自己儿子的病怎么治了两三年都不见好转呢。

“像我们从成都到绵阳的路上，我的眼睛看到这片土地很美，看到每个村庄和田野的关系基本上都很舒服，你能感受到这里风水的能量，你还会想到这个土地养人”，“今天这个地方很美，使你感到踏实，但明天别的地方就会有一点苍凉，这就慢慢构成了你的国家的真实。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中国是你一个人的空闲，你跟这个中国发生的关系，建立成一个时空。” 也正是和“我们福建乡下是很喜欢放鞭炮的”这样的少年记忆有关，火药和爆破成为蔡国强后来重要的创作素材和手段，但他又不仅仅局限于此。 也许正是与土地无比亲近的这种精神血脉上的共鸣，常年奔走于国际大都市的蔡国强和那些农民发明家聊天时全无障碍，他的善于提问和倾听甚至让我这个职业记者汗颜。

杨柳说，狗子有些鸡贼，表现之一他会每天坚持散步一俩小时，风雨无阻，目的就是为了恶补酒精对他身体的损害。

杨柳是狗子的女人，自然，对狗子的鸡贼，她就很有发言权。在很多人看来，杨柳和狗子的爱情，多少有些奇怪或者说不可理喻。当然啦，和狗子在一起，是颇有些利好的，比如说，跟着狗子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每天都有酒精和饭局，但另一方面，跟着狗子吃香的喝辣的也并非没有代价，比如说，作为狗子的女人，就得忍受狗子随时找妓女的风险，还经常在狗子烂醉后被他踹得到处乱跑。可尽管如此，他俩还是爱得死去活来，而且，他们的爱情在电影《盒饭》里还淋漓尽致地书写了一把。

这都暂且不表，该怎么爱还怎么爱，那是他们自个儿的事，私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在此，笔者只是稍感奇怪：狗子何必这么生扛？如果酒精已成为如此累赘，毫无快感可言，完全可以戒了嘛，何必这么死磕，非得跟自个儿较劲？

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酒精这玩艺儿，恐怕天下人都戒了，狗子也戒不了。一是酒精有瘾，不是说戒就能戒的；二是狗子已经给自己打上了“啤酒主义”的标签，这下想戒都没法戒了——如果戒了，狗子还成其为狗子吗？那个戒了大酒的狗子，还是人们印象中那个鲜活、奔放、愤世嫉俗的狗子吗？恐怕彼狗已非此狗了。

所以说，狗子不可能戒酒。酒精已成了狗子一个如影随形的符号，已融入了狗子的血脉，无论从身体、从精神、还是从作为作家这样一个社会身份和符号的需求来看，狗子都不能戒酒，即使他妈叫他回家吃饭，也不能戒。稍稍做点利益的计算，就会发现这戒酒的成本实在太大。所以狗子宁可鸡贼一下，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狂走一通。

或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的这句开篇语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但后面的一句通常被淡忘了：“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难怪，当一些人看到我从美国学者詹姆斯·W.洛温（James W. Loewen）的畅销书Lies My Teacher Told Me直译而来的书名“老师的谎言”时，纷纷表示不解，甚至不快：你怎能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与“谎言”相提并论呢？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名词，它可用以刻画国人当下的一种时尚做派：犬儒主义。当初，有人将希腊文κ?ων经英文cynic译为“犬儒”时，很多人也是不解和不快：怎能将知识分子与狗相提并论呢？

无需不解，也不必不快：这本书的全名是《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The New Press,2008.以下简称《谎言》）这里的老师指的美国历史教师，这里的谎言指的是“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当然，你可能更加不解了：美国自称是民主政治的楷模，竟也会让谎言大行其道？你也可能更为不快了：美国是民主政治的楷模，怎么能让谎言大行其道？你更可能更加快意了：美国是民主政治的楷模，其实谎言大行其道。

谎言无处不在

我不赞成国学热

By 来新夏（著名作家、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迷迷糊糊忽然感觉国学热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大赞成现在的国学热。因为到现在，我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国学。我自己的感觉，国学就是“经、史、子、集”之学，因为我觉得“经、史、子、集”把中国的传统学问几乎已经包括了。

《文化的江山》是刘刚、李冬君这对学术伉俪共同的产物。读完这本书，能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过去读二十四史的时候，觉得中国的历史非常血腥，就像鲁迅说的，砍砍杀杀。这本书读完以后，我只得到一个字：美！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题，都是一种美的赞歌：稷下争鸣是美的，宋代的讲学也是美的，而且把知识分子向往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完全贯彻到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应该寻找哪些东西。这本书里面，甚至连死也是很美的，他们把很多人的死写得很美，如屈原之死。

对于那些建功立业的人，作者也称之为美。当时汉朝跟匈奴战争，很激烈、也很惨痛，但是作者写了郑吉和日逐王，当写到日逐王归汉的时候，描绘的那片美景，简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在他们笔下，郑吉是一个江南的美少年。

整本书是诗化的，念起来很讲究，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调的协韵上很讲究。他用诗的语言把中国的历史从个体、个性出发，以美的观念加以贯穿，把中国历史写成一篇灿烂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所以就切题《文化的江山》。全书相对我们以前的史书写法别有新意。

东方文化救不了世界

By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By 张卫华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也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的最大“金矿”。《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简称《转型》）一书算是最新，也有可能成为经典的著作。

讨论“中国奇迹”专著早已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中国模式”的迷恋，再来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是否会变成重复性劳动？已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句多少带点调侃性的论断或许是越来越多“中国奇迹”研究者的动力所在。

45位著名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多数为非华裔）历时8年完成了这本“大部头”（中文版700余页，英文原版900余页）。《转型》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和局部改革等20个不同领域聚焦并采用实证模型剖析“中国奇迹”，清晰且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中以及未来面临的“真问题”：过去的成就并不能为未来的成功提供保证。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称此书“在未来许多年内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中文版译者称，“本书乃是到目前为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最为成功的例证，亦是将中国经济改革这一命题纳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

总体上，这是一本以官方或非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性论文集。笔者认为，最大的看点不是标题的“伟大”，而是作者在发自内心地称赞乃至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或许中国没有真正的奇迹，只有真正的成就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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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她带着一部单薄的小说《你好，忧愁》走向世人，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在写出了众多轻率的文字、经历了同样轻率的一生之后，她的离去却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这是弗朗索瓦兹·萨冈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在法国南方洛特省的卡雅克，女作家故乡的家族墓地里，萨冈和她的前夫、她儿子的父亲鲍勃·韦斯特霍夫（Bob Westhoff）葬在一起，还有另一个人——佩姬·罗什（Peggy Roche），曾经陪伴萨冈走过大半辈子、有埃及女王纳费尔提蒂一样的高鼻子和冷峻面容的美女模特和时装设计师——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或许这就是萨冈“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和世界无关。

而作为流行作家，萨冈已然是大众语汇中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词条，二十世纪的一个出版现象，一个问题people，一个用速度、用酒精、用毒品、用赌博、用令她“倾倒”的爱情去挑逗“生命之轻”的时代标签：心不在焉的享乐、放纵，脚注是有点残酷的青春，仿佛一首宋朝小令的吊诡，上半阙东风沉醉，下半阙“酒已都醒，如何消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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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弗朗索瓦兹·夸雷小姐在手稿的背面特别标明。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几年后她对闺中密友弗洛朗丝·马尔罗坦诚，她当初这么做只是出于一个稚气的考虑，出版商或许会想：“她还年轻，写得不好也情有可原……”

《你好，忧愁》于1954年3月15日出版，在夏天到来之前，印数已达到五万册，萨冈已经“声名在外”。慧眼识珠的其实并非只有勒内·朱利亚一人。

1954年1月6日，萨冈把手稿亲自交到位于拉丁区